《中国历史大辞典》是我国迄今为止出版的最大的国史辞典，收词近七万条，字数达一千一百万。1999年底，当这部特大型工具书定稿待印之际，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经过二十二年与史学界的通力合作，终于完成了这部被称之为“世纪巨制”的国史辞典，填补了中国学术界的一方空白后所产生的欣慰之情自不待言；另一方面，对这部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的大辞典究竟有没有市场的担心又令人感到压力沉重。因此在确定初版印数时，决定首印五千册。出版后的情形却出乎意料：从今年四月初版五千册应市后，短短四个月内，重印四次，累计印数达一万六千册。
深远悠久的重史传统所营造的社会人文背景是《中国历史大辞典》得以决胜于市场的重要原因。《中国历史大辞典》作为迄今为止中国出版的最大最权威的历史辞典，它引起社会的关注，受到读者的欢迎与赏识应该说是具有深厚的社会人文背景的，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一位读者认为，《中国历史大辞典》是中国文化建设一项功德无量的工程，起到了保存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传递中国文明历史薪火的作用。
当然，《中国历史大辞典》的成功，不能单纯归因于社会对历史辞典的需要。事实上，书店里并不缺少历史工具书。大辞典之所以能纵横市场还在于它的精品效应：它不是普通学者的一家著述，而是代表国家学术水平由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史学家们集体炼就的圭皋之作；不是简单复述历史学科基本知识的工具书，而是将中国数千年来积存起来的丰厚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科学的整理，运用辞书的形式分门别类地予以记录和传述的经典。归根结底，历史大辞典所包含的丰富的原创性（学术性）以及作者和编辑精心制作使之在科学性、准确性和综合质量上所达到的高度都是其他一般辞书所难以匹敌的。
经典作品的市场生命力首先基于它在学术上的原创性。《中国历史大辞典》虽然是部工具书，但学术上的原创含量可以同古今中外任何一部历史学经典著作相媲美。它由国家组织一流专家进行撰写，释文不仅吸取古人今贤的已有成果而且注入专家本人大量原创心得，可谓殚精竭虑，嚼饭哺人。全书凝聚着中国整个史学界的智慧心血，集中了迄今为止中国历史学科研究中的所有真传所得，所传递知识信息当之无愧地代表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除此之外，《中国历史大辞典》从编校质量到装帧设计也是无可挑剔的。作者和编辑认真撰写和审核每条辞条，对大量的人名、地名、人物生卒年、文献典籍、数据资料都仔细核对。从内容到文字，从史实到体例，对释文字斟句酌，反复切磋，匡谬纠误，磨砺雕琢，精益求精，做到言必有据，据必可信，从而保证大辞典的综合质量。
《中国历史大辞典》畅销市场，对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它告诉我们，只要是精品图书就肯定会有市场，出版优秀图书和精品图书应成为出版社的主流选择。坦率而言，出版界和书业市场上的某些现状令人担忧。单靠媒体炒作也可以给图书带来市场机会。一些缺乏内涵的书籍借助炒作登上畅销书的排行榜已不乏其例。这种现象实际上是对文化事业的亵渎，它很容易误导那些短视的出版商形成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漠视和忽略自己的社会职责，专意迎合少数人飘忽不定的市场口味，只去出版一些浅薄甚至是庸俗的图书。此类图书虽能赢得某些读者的青睐，甚至能制造虚假出版繁荣的泡沫，但对民族文化素质与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几无好处。《中国历史大辞典》在短短四个月内连印四次的事实是对这种现象的否定，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对市场浮躁行为的拨乱反正，它说明，中国的图书市场其实很需要精品，读者也在呼唤着精品，他们赏识精品，理解精品，更喜欢购买精品。出版社作为大众文化传播机构，更应重视自己的社会职责，多出好书，多出精品，以积累文化、承传文明、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同时，出版优秀图书对作为企业的出版社来说也能取得厚实可观的利润和效益，事实证明，像《中国历史大辞典》一类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制作精良的图书能为出版社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上带来双赢。显然，创制和出版精品对国家有利，对读者有利，对出版社的生存和发展也有利。
毫无疑问，中国出版业即将面临的竞争是残酷的，对加入WTO以后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出版界实际上还缺乏全面深刻的分析和预测，至今尚未拿出有针对性的前瞻性战略。此时此际，《中国历史大辞典》的成功发行，正可以为我们制定今后的出版战略提供必要的市场依据。它的热销给予我们这样一种启示：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原创经典在读者心目中拥有巨大的感召力，因而也具有丰沛的市场潜力，这种感召力和市场潜力正是新世纪中国出版业的希望所在。只要我们高举中华文明的伟大旗帜，立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丰厚土壤，背靠中国独有的人文生态环境，牢牢把握住自己的文化优势，拒绝平庸，抛弃劣作，用构建中华民族崭新的精神脊梁的气魄胸襟去制作和出版大批精品，以此来鼓舞人，引导人，造就人，必然能取得市场，占领市场。这可能也是中国出版业在加入WTO之后于剧烈的市场竞争中在人文图书领域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首选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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